江辰静静看着，直到课程结束才现身。孩子们起初惊慌，见他并无恶意，渐渐围拢过来。
“为什么要偷偷上课？”他问。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低声回答：“老师说的知识有用。我爸爸种大棚蔬菜，去年因为不懂病虫害预警赔了好多钱。我现在学会了气象数据分析，帮他在手机上看预报，今年收成好了很多。”
另一个女孩举着手里的笔记本：“我还用您平台上教的剪辑技巧，给村里合作社做了宣传视频，他们卖出去三千斤土豆！可是局长说我们这是‘搞邪门歪道’……”
江辰心头一震。
当晚，他通过私人关系约见了该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饭桌上，对方态度冷淡：“江先生，我知道你们初衷是好的。可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资质办班，还发证书，这不是挑战政府权威吗？”
“请问，”江辰放下筷子，“贵县去年初中辍学率是多少？”
副县长一愣：“这……属于内部数据，不便透露。”
“我查过公开资料。”江辰平静地说，“百分之十八点七。也就是说，每五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没读完九年义务教育。他们去哪儿了？打工？放羊？还是早早结婚生子？”
对方脸色微变。
“而我们在全县三个乡镇开设的教学点，累计服务了四百二十七名失学青少年，其中一百零三人掌握了短视频运营、电商客服、基础编程等技能，有三十六人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创业。”江辰拿出手机，翻出几张照片，“这个修车铺的小老板，靠学汽修诊断软件月入八千；这个单亲妈妈，做直播卖花椒酱，养活了两个孩子。他们没有文凭，但他们创造了价值。”
副县长久久未语。
“我不求您立刻恢复教学点。”江辰收起手机，“只请您允许我们做一件事：把课程全部转为远程模式，由县职校提供场地和电力支持，我们负责内容和技术。结业证书可以不写‘认证’二字，改成‘学习成果记录’。如果您还不放心，可以让教育局派人全程监督。”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滴水声。
半晌，副县长叹了口气：“我可以向上级汇报这个方案。但有一个前提??你们必须撤诉。”
原来，就在一周前，“灯塔”法务团队已向省级行政复议机关提交申请，要求撤销教育局的查封决定。
江辰笑了：“撤诉可以。但我希望贵县也能公开承诺：未来三年内，每年拨出不少于两百万元用于乡村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并将‘灯塔’纳入政府采购服务目录。”
“你这是谈条件？”副县长皱眉。
“不。”江辰摇头，“这是交换信任。你们给我们一点空间，我们还你们一批人才。比起盖几栋教学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扶贫。”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七天后，临夏县宣布成立“乡村振兴数字学堂”，整合原有教学点资源，引入“灯塔”课程体系，首批试点招收三百名学员。县政府官网发布通告称：“探索多元化终身学习路径，助力基层人才振兴。”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支持者称赞此举为“破冰之举”，批评者则指责其“变相承认非法办学”。某教育类公众号发文质问：“难道今后谁都可以随便开班发证？教师资格制度何在？”
江辰没有回应。他让团队整理了一份《非学历教育社会价值白皮书》，列举全国范围内由“灯塔”学员带动的实际经济案例：
-贵州雷山，一名苗族妇女通过学习电商运营，将家族银饰作坊发展成年销售额超五百万元的品牌企业，带动全村三十户增收；
-黑龙江漠河，退休护林员老张利用无人机巡林系统，协助林业公安破获三起盗伐案件，节省人力成本七成以上；
-山东菏泽，一群残障青年组建无障碍出行测评团队，用APP标注城市盲道缺陷，推动市政整改二十余处……
每一条背后，都是普通人借助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轨迹。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份报告竟被收录进中央党校某课题组的内部参考资料。有匿名官员透露：“高层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唯学历论’正在成为制约基层发展的隐形枷锁。”
与此同时，“透明行动”持续推进。截至六月底，“灯塔”已完成首轮第三方审计，资金使用合规率达98。6%；开源平台访问量突破百万，吸引超过两千名开发者参与功能优化；就连曾激烈反对的行业协会，也在私下接触团队，探讨合作制定民间培训质量标准的可能性。
然而，暗流从未真正平息。
七月上旬，某大型公办职业院校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质疑：“社会机构终究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教育不能靠情怀吃饭，必须有制度保障。”言语间影射“灯塔”模式不可持续。
几天后，江辰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录音。内容显示，这位校长所在学校长期与地方人社部门勾结，垄断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名额，收取高额“包过费”。而其合作企业名单中，赫然包括一家曾试图收购“灯塔”技术平台未果的资本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