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辛苦。”阿迪力笑了，“你说得对，技术不该分民族，也不该分地域。我现在带的两个徒弟，一个是哈萨克族牧民的儿子，一个是汉族退伍兵，他们学得比我当年快多了。”
挂了电话，江辰打开微信公众号后台，翻看“十万学员见证计划”的最新投稿。一条来自贵州侗寨的视频引起他的注意：一位六十岁的绣娘坐在火塘边，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认真听着AI语音讲解色彩搭配原理。她说：“我绣了一辈子花，从不知道什么叫‘冷暖色调’。但现在，我能把自己的图案上传到设计平台，有人出价五百买版权。”
评论区里有人写道：“原来知识从来不怕老，怕的是没人递钥匙。”
第二天清晨，江辰召集全村骨干开会。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将青石沟的经验复制到周边五个贫困村。
“不能只是送设备、讲课件。”他对众人说，“我们要做的是‘种种子’。每个村培养三到五个核心成员，让他们成为本地化的技术协调员、课程组织者、纠纷调解人。总部提供工具包，但生长的方式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最终达成共识：成立“陇南五村联营发展理事会”，共享教育资源、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江辰当场联系物流团队，加急调配五套移动教学舱，内置卫星通信模块，确保无信号区也能接入课程。
散会后，他接到陈昊的紧急来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明天要来成都视察‘灯塔’总部，点名要见你。据说……是看了联合国演讲视频。”
江辰愣了一下。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准备什么材料？”陈昊问。
“什么都不用准备。”江辰说，“让他去看看真实的课堂。去听听那个聋哑姑娘是怎么用手语讲解美甲构图的，去看看漠河老张怎么用无人机巡林的。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亲自操作一遍虫草识别AI模型??那是由十八个藏区学生共同训练出来的。”
两天后，江辰飞回成都。迎接他的不只是副司长，还有随行的政策研究室专家团。参观过程中，没有人安排发言稿，也没有刻意渲染成果。一行人默默走过智能制造区，看农民工学员拆解新能源汽车电机；穿过数字创意坊，听盲人程序员口述代码逻辑；最后停留在乡村振兴直播间，目睹一名彝族妇女用普通话和英语交替介绍手工银饰，订单实时滚动。
离开前，副司长单独留下江辰。
“你们做得很好。”他说，“但我必须提醒你，体制内的改革需要节奏。太快，容易翻车；太慢，又会被时代甩下。你们现在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而轨道还在铺设。”
江辰点头：“所以我们从不抢方向盘，只负责点亮沿途的灯。至于轨道怎么修，那是国家的事。我们唯一的要求，是允许这列火车继续前进。”
对方久久未语，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下个月有个职业教育改革座谈会，我会提议邀请你们作为社会力量代表发言。”
当晚，江辰写下一篇短文，发布在“灯塔”官网首页：
>**《我们不是替代者，而是补充者》**
>有人问我，“灯塔”是不是想推翻现有的教育体系？
>我的回答永远是否定的。
>我们不想推翻任何东西。我们只想在围墙之外，搭几座桥。
>让那些走不进校门的人，也能听见课铃声；
>让那些拿不起笔的人，也能写下自己的名字；
>让那些被定义为“失败者”的人，有机会重新定义成功。
>教育的本质，不该是筛选，而是照亮。
>若有一天，所有的桥都变成了路，那便是“灯塔”熄灭之时。
文章发出十二小时内，阅读量突破千万。多家主流媒体转载，标题各异：《当教育走出围墙》《能力时代的来临》《一场静悄悄的平权运动》。就连一向保守的某官媒内参也摘录了其中一句：“真正的公平，不是让所有人都走同一条路，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风波似乎正在转向。然而江辰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权力或许可以暂时妥协，但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让出地盘。
果然，一周后，某行业协会突然发布《民间培训机构资质认定白皮书》，明确提出“未经主管部门审批的社会教育项目不得颁发具有就业推荐效力的证书”。矛头直指“灯堰”认证体系。
江辰没有立刻回应。他让团队整理近三年所有学员的就业追踪数据，涵盖行业分布、薪资水平、雇主满意度等二十三项指标，形成一份长达一百零七页的《草根人才成长蓝皮书》，并通过学术渠道提交给社科院相关课题组。
与此同时，他启动了一项名为“透明行动”的计划：开放“灯塔”全部课程源码、教学评估算法、学员成长档案（脱敏处理）供公众查验；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入驻总部，对资金流向进行全面核查；甚至主动申请接受教育部年度办学质量抽查。
这一系列举措出乎所有人意料。批评声渐渐弱了下来。毕竟，一个敢于把自己剖开给人看的组织，往往比那些躲在红头文件背后的身影更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