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在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蒋介石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军事战略家。如世人所知：他早年不仅成功地指挥了东征、北伐，而且还打败了诸地方实力派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并采用政治的手段促使张学良易帜，从而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时代。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眼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前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于七月一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
蒋介石迅速调兵这一着的确出红军所料，就连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也不曾料到敌人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就又会这样快发起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的指挥员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因素：“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等等，遂决定在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的同时，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于七月四日发布动员令，并紧急通知各级党部：
一、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
二、迅速整顿各地方武装；
三、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
四、立即实行苏区戒严；
五、对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
六、立即坚壁清野；
七、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同志迅速撤退，这就等于中央苏区失去了对敌人“进剿”中央苏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猝然准备迎战的红军就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对此，《毛泽东传》作了这样的评述：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一、当年周恩来在上海创建并领导的情报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二、毛泽东同志随机应变的指挥才能是超乎常人的。但是，无论是远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还是在前线指挥反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都会深深地为失去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人员而惋惜。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为营救杨匏安而操心的时候，蒋介石于七月底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他当即下令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当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是，当红军实施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的时候，却又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翼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进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为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曾走出战史上少见的险棋：那就是处于敌军重重包围的红军为实行中间突破，首先给敌人造成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接着，于七日拂晓向驻守莲塘的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毛泽东、朱德乘胜追击，于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朝着胜利的坦途前进。
正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由中央苏区返回向中央汇报的欧阳钦到达上海。周恩来在听取了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报告后，又于八月三十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从上述这段指示来看，就单纯的军事理论，乃至于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规律而言，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似乎还感到了周恩来对机械的实用理论的厌恶。事后推论，身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周恩来，是否担心一些缺乏或无实战经验的同志，把教条主义的坏毛病带入中央苏区，从而导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呢？
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明显的错误，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这样评述：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指导中的“左”的错误。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论家，再虚心的政治家，只要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出：不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且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也不可能指挥中央苏区的军民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像这样显而易懂的道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岂有不败之理！
正当周恩来在焦急地盼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时，潘汉年又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度先生在参加过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礼之后，回到寓所后就卧床不起。周恩来听后问道：
“汉年同志，你亲自去看过杨先生吗？”
“看过了，从他的气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来听后久久不语，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无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从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杨先生的学生，听说恩师病了，回来看看是情理中的事。不过，请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另外，告诉健吾，请他代我去看看病中的杨先生。”
杨度为何一病不起呢？时人、后人都有不少议论。笔者认为起因有二：一是自身的体质较差，加之年过半百，抗不过病魔缠身；再是杨度作为一位苦苦追求真理的名士，有感于国难维艰的时局，引起了很重的“心病”。随着中华民族的国运日衰，他这难于医治的“心病”也就加重了。请看如下史实：
杨度先生早年虽然做过不少助纣为虐的事情，但始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他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中外报纸获悉：蒋介石为实施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针，决定不惜牺牲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也要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时下，随着国民党军队频频“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战争的进行，这就等于授给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机会。在这前后，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地向东三省调兵遣将，早就想动用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关东军更是跃跃欲试，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白山黑水。另外，他还听说在北平养病、戒毒的少帅一切听命于南京政府——实质上是听命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又于八月十六日给张学良发来了有名的卖国“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病中的杨度不用揣摩蒋介石这通“铣电”就知其真意，遂禁不住地仰天悲叹：
“东北三省失矣！中国将亡！……”
杨度先生早年混迹宦海，他作为游弋宦海中的干将，几乎沉沦于海底；讨袁革命胜利之后，他虽然被孙中山先生赦免“筹安会”之罪，由于历史的渊源等因，他依然与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民国时期的权贵等时相过从。因此，他对清末、民国这两个最为黑暗的官场不仅了如指掌，而且也是深恶痛绝的。当他看到国民政府大小政客如封建官僚般同，他真不知这种官场恶习何日才能根除？当他再看到当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玩阴谋的大纵横家蒋介石权倾一时，凭借手中的军队，恣意干着倒行逆施的卖国勾当，他怎能不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怆然感慨呢！结果，又必然加重了他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