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向忠发参加革命是受时代潮流裹挟的自发行为，绝非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觉行为。中华民族历代的革命志士是讲气节的，文人是重名节的，换言之，民族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名节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中华民族历来是颂扬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贬斥秦桧、汪精卫等民族败类的。然而，向忠发、顾顺章等都是一些没有气节的江湖游民，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取权力和地位，并进而借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享受。因此，向忠发被捕之后，绝不会像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样视死如归、悲壮就义，成为中华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顾顺章之后叛变投敌，也就在预料之中了。由此可知：共产国际推行的唯成分论是何等的荒唐啊！
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后，他也存有像顾顺章一样的心理：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共产党的核心机密，当做向国民党上层邀功请赏的筹码。所以，他没有先引敌人搜捕周恩来等一些中共核心领导人。他首先供出的是陈琮英和杨秀贞，并引敌人来到旅馆逮捕了陈、杨二人；接着，他又在敌人的压迫下供出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党中央秘书处，使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被捕。
六月二十三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时任警备司令的熊式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中共领导人是不会真的叛变的。因此，他指示属下：如果向匪忠发愿意归向中央，就让他协助我们把周恩来等一批共匪要人缉拿归案；如果顽固不化，我也不会亲自审理这一案件了。接着，他立即电告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向忠发在沪被捕，请示处理方略。
向忠发认为向敌人献媚的时机到了，遂通过审讯人员向警备司令熊式辉坦承自己的身份，并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接着，他又亲自带领敌人赶来搜捕。幸亏周恩来、邓颖超已转移，住处只剩下杨振德、夏娘娘两位老人。由于夏娘娘在此之前坐过牢，特务一见便说：又碰到你了。“杨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敌人残忍地打了她们，没有把她们抓走。”用顾顺章的话说：
“带走了她们二人，就等于切断了和周恩来、邓颖超的联系。我们要把她们留在这里做钓饵，让周恩来、邓颖超上钩。”
但是，对于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上述所作所为，周恩来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说也仅仅是推测、怀疑而已。自然，推测与怀疑是不足为凭的，更不能当做给党的总书记作结论的依据。因此，他依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向忠发。
就在向忠发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通过潘汉年等关系掌握了这一情况。时下，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只要没有抓到向忠发叛变的确切证据，就得继续设法营救。然而，如何继续营救向忠发呢？遂又成了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难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要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无权作出裁夺的，司令熊式辉是一定要给蒋介石拍发密电，请示处理意见的。而蒋介石一旦获知这样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辉派专人把向忠发押解南京的。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命令潘汉年等除随时报告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要潘汉年侦知向忠发何时被押解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起解、并派有多少武装人员护送等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计划组织武装力量劫囚车，救向忠发脱险。同时，潘汉年也清楚：若想获知向忠发起解南京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必须先要知道警备司令部审讯向忠发的详细情况。很快，他通过内线获悉，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向忠发已投敌叛变了。
周恩来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还是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认为在没有拿到敌人的审讯记录之前，不能轻易给向忠发定为叛徒。他认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如此快地结束审查，说明对向忠发的审讯是例行公事的审问，一俟收到南京最高当局的处置意见，即解往南京收监，再行审问。因此，他依然指示有关的部门和同志，继续侦询起解向忠发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做好武装解救的准备。
就在这当口，周恩来突然又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他于震惊之余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向忠发被捕之后叛变了，敌人为什么还要下令枪杀他呢？如果说向忠发没有投敌叛变，那为什么党的机关，乃至于自己家会被敌人搜查呢？因为这些党的秘密机关——自己家的住址只有向忠发才知道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要解开这一谜团，唯有尽快地搞到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为此，他指示潘汉年等同志：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要尽快地搞到敌人的全部审讯记录。
潘汉年终于通过内线的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敌人之手抄出来的全部审讯记录。
周恩来当即审阅了向忠发叛变后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叛变的影响，也清楚党一旦作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结论的分量。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不得不产生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等同志：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等同志很快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并不知向忠发已经叛变；远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恽代英、蔡和森的表现，他认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示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熊式辉没有再过问此案的详情，遂按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新政学系，和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CC系的特务徐恩曾、张冲等人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CC组织。多年之后，不知底细的CC系的人还编织了如下的谎言：
共匪方面怕向被捕后泄密，就活动收买了一个有权无能的司法官，趁中央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就执行了死刑，把向忠发枪决了。
向忠发被捕叛变给上海的地下党中央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得本已改变工作方法的党中央继续开展工作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但是，周恩来是一位视党的工作为第一生命的人，加上他历来把同志的安危放在自己之上，所以他于艰难之中还在考虑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安排其他难以在沪存身的同志向苏区转移。举例说：
潘汉年过去在文化战线上做领导工作，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虽说他最近调入中央特委会，接替陈赓的工作，但由于向忠发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继续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险的。为此，周恩来与陈云等商议并商请中央同意，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接着，周恩来又要求潘汉年行前把一些重要关系移交给可靠的同志。对此，夏衍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话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了。”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位长者就是杨度。但是，在当今所有解读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年代久远，错误理解为潘汉年在一九三三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转交杨度这一情报关系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度先生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就驾鹤西去了，他怎么会在谢世两年之后再复生呢？显然是把年代搞错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又决定潘汉年继续留沪从事情报工作，并陪着周恩来于夜间向杨度的遗体告别。此乃后话，下文再述。
党中央决定周恩来立即转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还得关心这位对他有着种种看法的王明的安全。据史记载：在这期间，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居住，当过数天的当代的张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间，不是与当代崔莺莺谈情说爱，而是与妻子孟庆树为了安全问题经常拌嘴。为此，善写打油诗的王明还留下了当年写的这首小诗《尼庵小住》：
警犬见踪何所之？
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
结伴神仙鬼不知。
中央特委会虽然全力保护王明的安全，可胆小的王明却总害怕有杀头的危险。他的恩师米夫在完成了使华的主要任务，即把王明捧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之后，尚未看见这些得意弟子如何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就接连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投敌的事情。这位洋太上皇还是很识时务的，他为了自己不在上海落入蒋介石的特务之手，遂提出回国复命。就在米夫秘密回国的前夕，王明公然向他提出，希望恩师把自己调往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对王明的这一要求当然心领神会，遂答应回到莫斯科之后向国际汇报，由共产国际下令调他。
蒋介石不仅深谙有军就有权的传统的治国之术，而且还十分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集结强大的兵力，继续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一举消灭日渐壮大的红军；另一方面，他利用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大造舆论，希冀动摇、瓦解白区地下党，尤其是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的电台、报纸天天都在报道：某某地方的共匪被国军消灭，某某中共要人弃暗投明、归顺中央。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有意利用一些共产党的败类、软骨头大做文章，在社会上的确造成了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的影响。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人相继离开了党，还有一些败类卖身投靠蒋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使得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相继落入敌人的魔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其中，对周恩来震撼最大的是杨匏安等同志的被捕。
诚如前文所述，杨匏安同志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八七会议之后，由于瞿秋白等同志犯“左”的错误，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致使杨匏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撤销其中央监委，并且一直未给予平反。可是，他依然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党工作。一九二九年，“由于党的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匏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匏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八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仍留中央机关工作。同时，他还借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宣传正确的革命理论，并把不多的稿酬填补家用。一九三一年，杨匏安一家住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二○四八号。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印刷机关，“他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还以中国互济会的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为党培养和训练干部”。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六时三十分，病中的杨匏安突然在家中被捕。他被捕时的情景，执行逮捕任务的国民党特务黄凯曾作了如下交代：
黄埔第四期胡某，写了一封密信给蒋校长，说他现在政治觉悟了，愿意全力击灭共产党，开了很多CP机关与各要人个别住址。蒋介石密令陈立夫，陈立夫和徐恩曾交给我办……在我们派人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于倒马桶时间冲入杨先生小阁楼时，杨正在卧病（肺病二期），真是贫病交迫。杨的夫人正预备去火柴场做工，一群小儿女都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位七旬老母，统统跪在警备车大轮下要与杨先生同死。杨上车时，小儿女牵衣，老母哭抱，真是惨绝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