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位于京郊以南的团河农场条件不错，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在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的亲自安排下，潘汉年和董慧就在团河农场安了家。
潘汉年和董慧这个家是一所小楼房，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可谓是独门独院扩住房条件相当优裕，再加上没有城市的喧闹和污染，真是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潘汉年虽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罪犯”，但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是二百元；董慧以无罪之身相陪，自应恢复她的处级干部的工资。这样加起来，他们夫妇每月的薪水就有三百五十元左右了。那时，北京市面上最好的带鱼不到四角钱，而且他们夫妇上无老人需要抚养，下无子女需要他们供给，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人家了。
团河农场虽属劳改农场，但潘汉年这位特殊的“犯人”却无需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徐子荣副部长有所交待，而且还曾亲自带着另外两位副部长来看过潘汉年。对此，团河农场的负责人自然心领神会，给潘汉年和董慧的方便那是很多的。平时，潘汉年在属于他的院落中养花种树，董慧像个家庭主妇似地料理家务；天气好的时候，潘汉年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鱼，碰到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夫妇二人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做鱼的手艺，美美地吃上一顿活鱼宴。
潘汉年和董慧这对矢志不渝的恩爱夫妻，历经整整八年的炼狱之火的洗礼之后，他们之间的情感似乎越发的“老而弥坚”了。感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越是人为地想把它拉远或者分开，它越是贴得很近很紧，一旦出现这种劫后重逢，它就会神使鬼差地融合在一起―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分离！这时的潘汉年和一董慧，每时每刻都沉浸在这种特殊的情感享受之中。
虽说潘汉年和董慧自打相识到入狱，前后长达二十几年头，但由于环境和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把本来应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也无私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再生。大凡熟悉他们夫妇的战友和部属，都知道他们没有度过结婚蜜月，也没有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相偕休过假，至于他们夫妻为伴去领略名山大川的自然神韵的事情，与这两位令山河变色的不屈的战士则更是无缘。如今他们从孤独、苦闷的铁窗牢房中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来，那种对真挚而又温馨的情感的吸吮和品味，是一般人难以领略出其中的真味的。
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从真正的超心超俗，未等完全醉入这醇厚的大自然所独有的“酒香”中，他们就又惊醒过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和不安的情绪又打心底涌起，再次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优虑和期待。
徐子荣副部长是为了体现党的宽大政策，还是有意把潘汉年和董慧从这种委屈和不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再次来到了团河农场，并请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潘汉年吃了一次饭。旋即又对潘汉年说：
“你现在有时间了，我看可以写些回忆资料，特别是有关情报工作方面的历史资料。”
潘汉年虽然是一位作家出身的情报战线上的指挥员，在漫长的对敌斗智过程中，他想的和做的都是战胜对手，创造情报战线的厉史，确实未曾想过亲自动笔写情报战线历史的事情。1955年4月3日，他这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功臣，一夜之间变成了头号罪人。从此，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都要违拗心愿地把自己在情报战线七创造的功绩写成罪行。更为可悲的是，又依据他自己－－价一还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揭发者把功绩写成罪行的材料，他被打成“内奸”、“反革命”，还明令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要他在这种平静的田园式的生活巾再写这种历史资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役。他无论如何不愿干这种事情！
但是，潘汉年一向知人之情－一更何况徐子荣副部长这一良苦用心绝无恶意，如婉言相拒，那真是情之不恭。所以，他表面上愉快地答应了。当他真的拿起笔写自己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又痛苦万分，难不堪言。他在团河农场平静地住了四年时间，一个当年下笔万言，立马可待的才子，仅仅把他在30年代中央保卫机关的经历写了四万多字的材料，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丰功伟业，以及在抗日战争中打入日伪敌特核心机关的光荣历史全都变成了他充当“内奸”的反革命罪状，他岂能真实地写下来呢！不能！
我以为这就是潘汉年没有写完自己的回忆录的所在。
对此，有些专著有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说“文革”中，监管潘汉年的人给烧了。据分析可能性不大，因到现在为止找不到根据，只是一种大胆地艺术编造；其二是说“文革”中遗失了，这也是一种没有事实为根据的推断。
虽说笔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拙见，但就笔者的愿望而言，也是希望潘汉年已经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只是在“文革”中遗失了。因为大凡遣失都是失有其因，这就意味着有失而复得的可能。果真如此，那真是再好不过厂。
还是这次见面中，徐子荣副部长指示，允许潘汉年和董慧进城探亲访友。
能够自由地离开团河农场，进北京城里去看看，这对潘汉年和董慧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转眼八年多了，他们夫妇虽然没有离开过北京市的地面，但伟大的首都对他们夫妇而言，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因此，他们只有从《人民日报》，上才了解一些故都新貌的情况。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来到作为首都的北京，站立在天安门厂场，长久凝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时的感慨。他们当时都坚信这样一种结论：从此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他们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属下，为催生新的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说起进城探亲访友，潘汉年和董慧却又犹豫起来。是无脸见江东父老的自尊心在作祟，还是怕给昔日的战友和属下增加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总之，他们夫妻之间尽管不止一次地猜想、或议论每一位老朋友的情况，可他们都一致同意：进城只买生活必须品，不拜访京城中的任何一位朋友。
然而，“上帝”似乎专门与潘汉年和董慧作对。他们这时最想见到的―同时也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陈毅同志―尽管他们夫妇不止一次地看着刊在《人民日报》上的陈毅外长的照片谈忆起往事。就在他们相偕游颐和园的时候，却于无意之中碰上了时在念中的陈毅同志。他们夫妇有千言万语想对陈毅同志诉说，可他们只能把正常人的情感压在心底，用那特有的表情，用那低沉而又简短的话语，希冀所敬重的老军长能帮帮忙。
陈毅同志是位感情色彩很浓的政治家，他虽然是潘汉年一案的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之一，但他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既定的事实。就像当年他受饶漱石的迫害，被排挤到延安一样，他不想用嘴巴说些什么，只想用革命实践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今天，他不期而遇两位很熟的部属，并企求他能尽些力，帮点忙。笔者猜想，他当时的情感是异常复杂的。但他也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再催催他们！
这对潘汉年和董慧来说，已经是大期过望了J因为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里，陈毅同志答应“再催催他们”，真是感激不尽了！
除去陈毅同志而外，潘汉年和董慧最想见到―同时也最怕见到的就是自30年代初期就十分捻熟的文艺界的朋友。也或许是“上帝”的意旨，又安排了他们夫妇和文艺界的朋友相见。从此，他们又回到昔日的战友一一今天不怕受政治牵连的文艺界的朋友中间，给他们寂寞难耐―几乎已经死了的心又带来了一些愉悦。而第一个把们引到朋友中间来的老友是唐瑜。
唐瑜是一位爱国华侨，喜爱电影事业，和潘汉年私交很深。他利用职务、职业之便，不仅资助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还帮着潘汉年传送过不少很重要的情报。多年之后，他写的有名的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哀思和忆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出了他和他的夫人对潘汉年的真实情感：
妻初见潘时，只见其人神米奕奕，态度温文，谈吐尔推，平易近人；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征，但这人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断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总之，看不出来像个官。然而，在她家乡上海短短几年间的业绩，她的体会是尤其深切的，她感觉到党因为有这种模式的党员而给党增添了约烂的光挥。这个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将如何作解释？！
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一闭上眼，报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获。中午过后，我听到铁门轻较地推开了，一个吸泣的声音由远而近。走进屋，她张大泪眼，瞪视着我，冲上前，扑倒在沙发上，放开嗓门嚎响痛哭。哭也许能使人得到某种解脱，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唐瑜和董慧不期而遇，纯属偶然。对此，唐瑜作了如下记述：
时当1963年初夏，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突然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们双手紧握，眼眶内的泪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也代替了倾述不尽的语言。她告诉我，潘“释放”了，现在住在京郊一个农场的“小别墅”，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时常能够钓到大娜鱼。潘被允许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怕带累人家，所以一直没有进过城。我约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影响、带累，反正就是这样，潘那项帽予我成起来不像样，自由主义的帽子比较便宜，送一项还可以凑合。”
星期天，潘和阿黄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的娜鱼。我把鱼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娜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卿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1955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和董慧终于回到了这些不怕“沾反革命光”的老朋友中来。潘或许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政治犯，和朋友聚谈中再也见不到昔日的潇洒风采了。董慧却不然，很快又是朋友们所熟悉的董慧了，她还是那样敦厚、朴直，且敢说一些朋友们都不敢说的事。她曾在女友问讲述江青在延安时代施展丑技的故事。那时她们住在一起，她曾劝过江青不要这祥做。”对此，朋友们“劝阿董不要多谈这种无聊闲话，尤其是在外面”，免得“前祸未清，不要再惹新祸了”。说到犯错误，潘汉年有些不平地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管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儿年牢狱，算什么名堂！”大导演孙师毅插了一句话：“阿董，你是嫁错老公罚坐监，罪有应得，何冤之有，哈哈……”
唐瑜认为潘、董被“释放”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应该告诉夏衍，胡愈之他们。潘坚持不可，他认为他去看他们或者他们来看他，都是不好的。”唐瑜则不以为然，不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而且还告诉了于伶、孙师毅等人。使得潘、董二人在星期天有了更多的去处，获得了他们最为需要的友情的温暖。
孙师毅是我国影坛鼎鼎大名的导演，和潘汉年有着三十多年的交情。由于孙师毅夫妇“够朋友”，的确给潘汉年和董慧这乏味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人生乐趣。这全都记述在孙师毅夫人一张丽敏写的回忆文章：《和董慧姐相处的日子》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