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
从此,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的帮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史的研究中去了。但是,在特务们的“管束”和监督下,张学良将军对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默默地探索中。他有嘴不能和心爱的助手赵四小姐谈论悟出的“心得”,有手也不能把“心得”写成文章。这种研究学问的痛苦,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事后,他曾对记者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
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图片。
画外音:
1959年,蒋介石一方面感到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认为他偏安台湾的政局比较稳,遂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接着,又明令把看管张学良的任务交给了儿子蒋经国。同时,蒋介石传下话来:“西安事变已这么多年了,张汉卿还有什么话不好说?”张学良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当年的实情,也许借此真的恢复他的自由,为此他很快写好了回忆录,并请蒋经国转给了蒋介石。不久,这份回忆录印了二三十份,分送给国民党上层传阅。蒋介石看后很不满意:“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有意思的是,这份被篡改的回忆录改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港台报刊上转载,搞得沸沸扬扬。张学良自知上了蒋介石的当!
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与图片。
画外音:
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视听,遂批准当年一些东北军的故旧探望张学良将军。其中,最使张学良感动的是东北政坛元老莫德惠看望他,一起畅谈、合影。临别,他还赠了莫德惠一首五言绝句。
柳老渡台来访
毅庵丁亥立夏后七日
十载无多病,
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
唯一愿读书。
地点海外采访莫德惠的儿子。
莫说:“我的父亲去台湾看了张将军以后,带回了他与张将军的合影,还有张将军书赠他的诗。我知道张将军与周恩来有着非同一般的私谊,这些年来,他们谁也不曾忘记谁。我和父亲商议决定,把张将军书赠我父亲的诗重抄一份,连同他们的合影交给周总理。我记得总理在西花厅接见我的时候,他望着张将军与赵一荻小姐的照片很是高兴。”
地点漳州采访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童小鹏双手捧着莫德惠与张学良的合影、手抄的张学良书赠莫德惠的诗:“这就是当年莫德惠的公子送给周总理的。总理睹物思人,他看到手拿网球拍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身体不错,非常高兴。接见结束后,总理把照片和诗交给我妥为保存。等我见总理那一天,再把这几件文物上交历史博物馆。”
画外音:
张学良撰写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传到大陆之后,在各方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反响。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决定利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邀请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杨虎城的儿子杨丞民,以及西北政坛名士高崇民、阎宝航等二十余人参加。首先,周恩来总理致词,高度评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成为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他还赞扬“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
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与图片。
地点北京采访张学思亲属。
张学思亲属:“那天,学思和总理同席。总理提及赵一荻小姐说,张汉公曾让她带200万元去美国帮助于凤至照看儿女生活和读书,她到美国作了安排后又返回中国,陪同汉公云云。总理说,她这种和张汉公共患难的精神,实可敬佩。接着,他转身问邓大姐:‘小超!你的看法怎样?’邓大姐说:‘我看不应偏重,于凤至夫人在美国不也是做了她能做的事吗?’这时,张学思起立对邓大姐说:‘我承认两个嫂嫂都好!’”
地点北京采访杨虎城的儿子杨丞民。
杨丞民:“总理在谈到我的父亲杨虎城、继母傅葆贞被杀害时,忽然痛泪盈眶,急以手帕掩面,继续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未伤心流泪,今天想到虎城、葆贞的牺牲,真觉痛心。’邓大姐忙慰解说:‘我们应当化悲痛为力量。’我当时起立向总理说:‘牺牲是有代价的。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牺牲的爸爸。’总理听后对我说:‘好孩子,虎城有后。’”
接着,与会者很自然地谈起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某人在国外造谣说:张汉公对西安事变有悔悟的意思。对此,张学思、张学铭等亲属悲愤不已。总理听后愤怒地说道:他这“是完全捏造污蔑,我有可靠的消息”。遂再次流下了悲痛的泪水。接着,周总理又郑重地讲:“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地点北京采访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
高存信:“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我的父亲高崇民即席赋七言绝句一首,并当场悲然放声朗读:‘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总理听后对我父亲说:‘你的诗中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二字为好’。我的父亲点头应允。”
画外音:
这不同寻常的纪念会结束之后,周恩来总理驱车回到西花厅,但他的情丝依然转不过来,继续沉思、缅怀他和张学良将军昔日的友情。尤其他想到祖国欣欣向荣,而为祖国解放立了大功的张学良将军,依然在台湾过着变相“管束”生活的时候,他真想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带去他的一片心。周总理清楚:信是容易写的,但如何才能把信交到张学良将军的手中呢?……
地点漳州采访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童小鹏:“总理很快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的夫人,她不仅可以出入台湾,而且还认识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郭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纸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小姐的手中。根据我的记忆:周总理的这封亲笔信是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珍摄,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画外音:
张学良被解除“管束”后搬到台北,在新北投复兴三路70号建了一座住宅。自从蒋经国接手“管束”之后,经常去探望当年在奉化溪口“读书思过”的老友张学良。接着,张学良放弃研究明史,遂又对《圣经》发生兴趣。或许是张学良一生都离不开所谓的精神支柱,遂又由研究《圣经》而洗礼皈依基督。也正是出于洗礼皈依基督的原因,他与远在美国的元配夫人于凤至办了离婚手续。接着,他又于1964年7月4日与心爱的赵一荻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个美籍人士家中举行婚礼。由牧师证婚,张群、宋美龄、张大千、王新衡等12人参加婚礼。是年,张学良63岁,赵一荻52岁。这对患难夫妇的白首之盟一时传为佳话。
画外音:
张学良毕竟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他并不满足于“红粉知己,白首缔盟”后的幸福生活,他对于没有自由,又局促于台湾宝岛有年的生活颇多感想,对故人故土则更是“靡日不思”。为此他曾借书赠台湾《自立晚报》副社长罗祖光的机会,恭录了李商隐的《无题》寄托自己的乡愁。
叠印李商隐的诗《无题》,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来是空言去绝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