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夏
我在火车栈桥的地板上半睡半醒地坐了1天半，回到萨凡纳时已经是1862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晨。
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我觉得多少应该为车厢里那些被运来的伤兵做点什么，于是也和一个接站的南方军士兵抬着一个昏迷中的伤兵来到了萨凡纳的几处军医院之一，这里是由一座教堂旁边的几座被信徒捐赠的房屋和仓库组成，教堂本身也被用于伤兵救治和临终祈祷活动，这里收治着几十人。
这样的临时军用医院，现在萨凡纳还有好几座。
一些南方军的军官认为萨凡纳作为海港城市，多少还是能获得一些进口的药品，于是比较倾向于把一些伤兵送到这里救治，尽管海运来的药物未必能分配到本地的医院。
我不清楚这座军医院的具体名称，只觉得和我住处不远，在我常去的那座浸礼会教堂处。
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熟人，救治过斯蒂芬妮的爱尔兰穷白人，海德医生。
他十分疲劳，但仍在认真服务的样子，他看到我后示意我一起到外面去抽袋烟，他好缓缓，我跟他一起出去。
海德医生向我表示：“现在这座医院里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开战前大家都认为独立会很容易，英国离不开南方的棉花，很快英国就会介入，会调停，然后法国也会跟随英国一起承认，之后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但现在看来，恐怕未必如此。”
海德医生打量我一眼问我：“对了，好久没看到你了，我去你那买东西时，看到店主换成一个可恶的犹太人，你上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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